［概要］清宫西药德里鸦噶是外来语满文音译药名，为底野迦的同音异译。历代本草书与方书将底野迦形塑成“主百病”的全能妙药。惟底野迦一词在清初已不见于官方典籍与民间医书国产 自拍偷拍，及至康熙年间，始以德里鸦噶的译名再现于史册之中。关联词，在康熙朝清宫医案的论说中，德里鸦噶已不再是全能妙药，其中有不少因该药无效而鼎新药方或住手服用的案例。本文旨在探讨德里鸦噶在清初的再现与式微，尝试利用清宫所藏满文《西洋药书》、康熙朝满中文朱批奏折与条记文集，从德里鸦噶的源由、传入宫廷的道路过火在清宫的内容愚弄等面向切入分析。但愿通过上述筹商，进一步析论中外医药文化交流、清代宫廷用药冉冉中西并用的趋势，以及总揽者在宫廷西药愚弄历程中的掌控与主宰景象。

Deriyaka was the Manchu phonetic rendering for the Western medicine Theriac． From time to time，all medical books in China have considered it a panacea which could cure all kinds of diseases．However，the term Theriac cannot be found in any official or private medical books from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t was not until the Kangxi period that the term Theriac returned，with another phonetic transliteration，deriyaka in official books． The medical records of the Qing court of the Kangxi period no longer considered deriyaka a panacea，and there were several cases in which deriyaka was replaced with other medicines because it failed to cure a diseas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riyaka in the early Qing relying on the Manchu-language book Si Yang ni Okto i Bithe and other official book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deriyaka，its introduction into the court，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Qing court． The articles contributes to the research on the transmission of medicine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the tendency of combining the usa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within the Qing court，and the role of the ruler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Western medicine．

［枢纽词］德里鸦噶；底野迦；西洋药书；满文医书；中外医药文化交流

 

一、弁言

明末清初，西洋宣道士渐次将西方科学时期传入中国。康熙年间（1662—1722），宣道士为了获得中国总揽者与士绅的信任和复旧，将天文、历法、数学、火器、工艺、地舆等西方学问先容到中国，借助西学以达到宣道之主义。这些宣道士中，凡有一艺之父老，多奉旨供职于内廷，或从事工艺创作，或协助处理历法与绘测舆图，或进讲西学。值得老成的是，这些来华宣道士，有的随身携有西药，有的则邃晓医学、药理，因供职内廷之故而将西洋医学带入宫廷中。

清初西洋医学得以在中国宫廷传播，亦与康熙天子个东谈主的兴味、需求以及倡导等关系密切。康熙天子珍贵养生，且对医学甚感兴味，颇有我方的视力，他曾云：

朕磋议经史之余，披阅诸子百家。至《黄帝素问》《内经》诸篇，不雅其义蕴，实有怜悯之心。……自后历代医家，虽多文章，各执见地。若《难经》及痘疹诸书，未能精想极论，文义亦未交融，朕甚惜之。1

何况，康熙天子对于方土病以及东谈主参等温补之药的使用时机亦有诸多了解。2 他在位时期，不仅命御医整理传统医学，也向在宫廷任职的西洋宣道士学习西方医药学学问。3 康熙三十二年（1693）五月，天子偶患疟疾，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等教士供献金鸡纳，康熙天子派四大臣亲验，见其服后悉王人无恙，遂自服用，不久即康复。4 病愈之后，康熙天子愈加信任西洋医学，日益常常战役西洋东谈主体剖解学、放血疗法以及创伤与溃疡等外科调整，并学习各脏器功能和各科疾病、药物学问，致使西洋医药学在宫廷的愚弄日渐增多，从而晋升了西医西药在中国宫廷中的地位与影响力。5

除金鸡纳外，清宫常用西药尚包括： 西白噶瓜那、如勒白白尔拉都、德里鸦噶等。6 这些药名多从满语音译或意译而来，咫尺学界对此类西药所知甚少，然它们却时常出当今清代宫廷医案之中，尤其又以德里鸦噶（deriyaka）为多。这点激发本文的写稿动机：德里鸦噶究竟是何药？系通过何种样式传入宫廷之中？ 该药在清宫中内容愚弄的情形为何？这些乃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值得老成的是，这些问题的背后，实负担中、西药之间的互相交流与碰撞，以及药物在宫廷中的处治与分拨，这些亦为本文所关爱的课题。7

一、“德里鸦噶”与“底野迦

在筹商德里鸦噶之前，需先厘清其源由，尤其是该药与底野迦之间的关系。底野迦为一种多味身分的药品，价钱越过腾贵。率先用于调整中毒、疯狗与野兽的咬伤，之后才成为调整蛇毒以及撤回通盘种类之毒的解毒剂，以致成为一种全能妙药。8 追念底野迦的词源，该词最早出现于公元二世纪古希腊东谈主尼坎德（Nicander）笔下，他以希腊六部格诗体创作磋议毒物学的诗作《底野迦诗》（Theriaca）。英语将此词写稿theriac，希腊语写稿theriaka、tiyehka，拉丁语写稿theriaca，法语写稿thériaque。9 值得老成的是，康熙年间由法国耶稣会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所撰的满文《西洋药书》中，亦有“ ”一词，满语读如deriyaka，中文音译为“德里鸦噶”。10同期，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将皮里（Pierre Kamina）所著之法文《东谈主体剖解学图谱》（Atlas D＇anatomie Humaine）一书，译为满文《钦定格体全录》（dergici toktobuha ge ti ciowan lubithe dergi yohi），其中亦将theriaca 译作deriyaga。11 由于德里鸦噶与底野迦的词源相似，加上在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书信中常可见theriac 一词，故可将德里鸦噶视为底野迦的不同译名。12

那么，源自于古希腊的德里鸦噶究竟若何东传至中国？ 咫尺所见中国医书中较早对于底野迦的描写当属张仲景的《五脏论》，该书载底野迦“善除万病”，惟此书已佚。13隋唐时期《龙树菩萨眼论》记叙多样调整眼病的药方，其中主治青盲与眼带阻塞的摩顶膏，其身分含有底野迦。14唐高宗显庆四年（659），中国第一部官修本草《新修本草》成书，该布告载：“底野迦，味辛、苦，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鸠集。出西戎。云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玄色。胡东谈主时将至此，亦甚寥落，试用有用。”15由此可知，底野迦能治百病，最迟在唐显庆四年畴昔便由胡东谈主带至中国，且试用后被阐述是有用的。然此处的“胡东谈主”所指为何？ 《旧唐书》载：“乾封二年（667），拂菻王遣使献底也伽。”16《唐会要》之“拂菻国”条亦载：“乾封元年，遣使献底也伽。”17其中，“底也伽”与“底野迦”为合并个词的不同音译； 而“拂菻”则是指拜占庭帝国。18由此而论，底野迦最晚在七世纪中世畴昔，便已由拜占庭帝国传入中国，并被编入《新修本草》，广为中国东谈主所知。19不外，由于此药价钱腾贵，故较少流传。20

降至宋代，寇宗奭《图经衍义本草》记录： “（ 底野迦） 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鸠集。出西戎。”21其记叙与《新修本草》大同小异。苏颂等编纂的《本草图经》亦载： “又有底野迦，是西戎东谈主用诸胆和互助之，状似久坏丸药，赤玄色，今南海有之。”22清楚到了宋代，仍时常有东谈主透过海上丝绸之路将底野迦传入中国。尔后，明代官修的《本草品汇精要》与《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王人绘有底野迦图。其中，《本草品汇精要》中底野迦图的阐述翰墨为“底野迦，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鸠集”，《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的翰墨阐述亦为“底野迦，味苦辛，无毒，止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鸠集，出西戎。注云用诸胆作之状”。23将此二者与前述《新修本草》的记录互相对照之下，便可发现《本草品汇精要》与《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的阐述翰墨王人系把柄《新修本草》而来。值得老成的是《本草品汇精要》对底野迦的描写略有增益，主要在于“瓷器贮之。……气薄味厚，阴中之阳。腥。”24意即增加了对底野迦之储存容器与气息的描写。另外，《普济方》载底野迦系用猪胆制作而成，25《本草纲目》亦记录底野迦主治邪祟。其中，底野迦主治邪祟的说法，或得自上述“中恶、客忤邪气”等记录。“中恶”，泛指感受到秽毒或不正之气，倏得昏倒不省东谈主事的病症。《本草纲目》谓邪祟之义为“邪气乘虚，有痰、血、火、郁”。26

由上述对于底野迦的记录可知，历代本草书与方书将底野迦形塑成“主百病”的全能妙药，尤可调整邪祟症症，为一赤玄色，神色神似久放腐坏的药丸；其身分含有“诸胆”或“猪胆”，药性辛、苦、平，无毒，由西戎传入中国。

明代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所著之《职方外纪》记录如德亚国时提到：

如徳亚之西，有国名达马斯谷，产丝、绵、绒、罽、刀、剑、脸色，极佳。城有二层，毋庸砖石，是一活树纠结无隙，甚厚而魁伟，不可攀缘，寰球所未有也。土着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胀，乃以药小数咽之，无弗愈者，列国甚珍异之。27

其中，“的里亚加”即为底野迦的同音异译。28至此，底野迦运转以另一个拉丁语的音译神色出当今史料典籍之中。值得老成的是，《职方外纪》亦赋予的里亚加“能治百病”的形象。清楚在清代畴昔，底野迦一直被觉得是能调整百病的全能妙药。

有清一代，不论官方档案、竹素或民间医书中，王人鲜少对于底野迦的记录，但底野迦却以“德里鸦噶”这个西洋译名再现于官方档案、药书以及条记文集之中，成为清宫常用的西药之一。其中，清初由耶稣会士撰写的《西洋药书》（si yang ni okto i bithe），为康熙年间内府精写本，全书以满文写成，记录了三十六种未书真确称号的药方，并逐个阐述用药措施过火功效。29其中，第十七种药即为“蒸煮德里鸦噶药”（deriyaka sere okto i teliyehe okto），兹将该篇译成中文，如下：

这药是将具有剧毒的蛇肉，羼杂去除剧毒的数种东西蒸制而成。这药的遵循，像所谓寥落的德里鸦噶药不异。凡被具有剧毒之东西螫咬之后，使其住手痛苦；疫疠事后，生病之后，医治体内长虫的病症；医治妇女月事时的痛苦，医治腹部绞痛，比所谓寥落的德里鸦噶的药效佳且病愈得快。使用时，父长幼者，依据病症的轻重，病情好转者取十滴，病情恶化者取二十五滴，羼杂引药饮用。30

《西洋药书》记录了“蒸煮德里鸦噶药”的身分、对应症、药效以及使用措施。就身分而言，“蒸煮德里鸦噶药”是将具有剧毒的蛇肉羼杂去除剧毒的数种东西蒸制而成。何况，以蛇肉制成底野迦药在历史上有迹可循，古罗马君主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的私东谈主医师就曾校正底野迦，增增多种身分，尤其是毒蛇的肉，使之成为调整蛇毒的最好解毒剂。31因此，所谓“具有剧毒的蛇肉羼杂去除剧毒的数种东西”即可被揣度为德里鸦噶药，而《西洋药书》所载药方，便是透过蒸煮之法制出药效近乎德里鸦噶的药方。

二、“德里鸦噶”传入宫廷的道路

德里鸦噶调整的病症种类高贵，且药效佳，故为宫廷常见西药。清宫医案中，即有不少使用德里鸦噶治病的内容案例。关联词，此药究竟若何传入宫廷？有清一代，宫廷药材开头概略有四种道路：征收各省分娩药材、同仁堂供应、各省督抚就其地点土药纳贡以及番邦馈遗或海关入口。32康熙年间，德里鸦噶传入宫廷的道路则略有不同，可归纳为以下三种：宣道士进呈、官员供献以及天子向西洋宣道士提取。兹就此三种道路进行分析。

（一）宣道士进呈

不论是在京或散居各省的宣道士，多数携有药物。这些药物一来私用，以备时常之须；二来给官员或大家作为疗疾之用； 三来当作礼品进呈给天子。33康熙四十八年（1709），江西巡抚郎廷极上奏该省属各府所住之宣道士供献的西洋物件：建昌府上帝堂马若瑟（Joseph-Henry-Mariede Prémare，1666—1736）进格尔默斯一瓶、洋酒四瓶；临江府上帝堂傅圣泽（Jean-FrancoisFoucquet，1665—1741）进洋酒八瓶；抚州府上帝堂沙守信（Emeric de Chavagnac，1670—1717）进洋酒六瓶；九江府上帝堂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进洋酒六瓶；赣州府上帝堂毕安进洋酒二瓶、德里鸦噶一盒；南昌府上帝堂穆泰来进洋酒二瓶。这些洋物王人为西洋宣道士各自装匣封固记认，由郎廷极遣家东谈主径送京城。34尽管这次进呈物品以洋酒居多，但亦包括格尔默斯与德里鸦噶等药品。35

康熙五十三年（1714），耶稣会在东亚的宣道基地澳门圣保禄学院（Colégio de Sao Paulo）向康熙天子供献药物。36把柄纳贡礼单，这些药物包括：调整烧伤的药片一盒，香烟二盒共十二瓶，上乘欧洲酒六箱、每箱十二瓶，保心石两份共十二盎司，上乘弥撒用酒六箱、每箱十二瓶，金鸡纳二阿拉忒尔半，德里鸦噶解毒剂二阿拉忒尔，以及多样吐根、阿魏、树脂等制剂与多样药膏、糖浆等。37据那时在北京之耶稣会士纪理安（Kilian Stumpf，1665—1720） 和苏霖（José Soares，1656—1736）的说法，天子看了礼单后，越过散漫，并马上奖饰德里鸦噶、保心石、葡萄酒和香烟等的神奇效率。38

纪理安本东谈主亦曾于康熙年间在中国协助找寻配制德里鸦噶的药材。把柄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的书信，康熙天子晚年对可作为烟土复方药剂的德里鸦噶很感兴味，曾令教士张诚、纪理安、李国正（Ozorio）以及药剂师兼植物学家鲍仲义（Joseph Baudino，1657—1718）等东谈主，寻找蝰蛇、龙胆、前胡等配制德里鸦噶的药材给以制药，可惜未有所获。39至雍正初年，始有宫廷在耶稣会士开发下制作德里鸦噶的干系记录。40值得老成的是，就配制德里鸦噶的药材来看，蝰蛇具有激烈毒性。《外台机密》记录蝰蛇：

喜绿木及竹上，与竹木色一种，东谈主卒不觉，若东谈主入林中行，脱能落头背上。然自不甚啮东谈主，啮东谈主必死，那可屡肆其毒。此蛇大者不外四五尺，众东谈主王人呼为青条蛇。其尾二三寸色异者，名熇尾，最烈。41

《本草纲目》亦载：

又有竹根蛇，肘后谓之青蝰蛇，不入药用，最毒。喜缘竹木，与竹同色。大者长四五尺，其尾三四寸有异点者，名熇尾蛇，毒尤厉害。中之者，急灸三五壮，毒即不行，仍以药傅之。42

由此可知，清代宫廷所配制的德里鸦噶药，其身分与西方古代医书中之“theriac”以及《西洋药书》中的蒸煮德里鸦噶药相近似，王人含有毒蛇身分。尽管《本草纲目》提议不要将蝰蛇入药用，但因此类毒蛇如实有其疗效，以致不错施展以毒攻毒的作用，故仍然时常入药。

（二）官员供献

清代宫廷中很多药材都来自于官员供献，德里鸦噶也不例外。康熙天子六旬大寿时，户部侍郎王鸿绪不仅孝顺宋版古籍、元明两朝名东谈主绘图、官窑瓷器等珍品，还有多种西洋药物，除德里鸦噶二匣外，尚包括：流黄露一瓶、鼻烟二瓶、罗斯玛里诺露四瓶、保心石一块、巴尔撒木油二盒、古巴依巴油四瓶、巴尔撒木香珠石挂与葡萄酒六瓶。43

其他一些省分如广东、江西等地区官员，亦常纳贡德里鸦噶。究其原因，好像与两地所具有的地利之便与贸易组织磋议。广州药业向来进展，既是中国南边的药材集散地，又是驰名的成药生产地与外贸口岸。至于江西，领有临帮药商，交往各地搜罗与买卖药材。44 以上各种，为广东与江西官员进呈德里鸦噶创造了有益的要求。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一份来自广州的纳贡单上便有以下西药：保心石六个、巴尔撒木香一匣、豆蔻油一匣、檀香油六罐、得利哑咖二瓶、丁香油二瓶、巴尔撒木油二瓶、鼻烟六瓶、避风巴尔撒木六罐。45 再如康熙六十一年万寿节时，江西巡抚王企埥亦供献诸多西洋药物，除德里鸦噶一瓶之外，还有格尔莫斯一瓶、歌尔德济德辣一瓶、巴木撒木香避凤巴尔沙摩一瓶、番红花一瓶、巴尔白露一瓶、哑挂济拿摩摩三瓶、金济纳一包、衣巴油二瓶、安利摩牛一包、苏济尼二瓶、巴尔加德哩一瓶、阿都尔则一瓶、波啰额德一瓶、色路撒一包、沙瑸香一瓶、达尔默的歌一瓶、翁文多哩歌一瓶、武玛武一包、撒勒步路蜡一瓶、西洋琉璜一包、苏尔佛助一瓶、哑挂辣喜纳一瓶、白辣济多露我乐二瓶。46

（三）天子向宣道士提取

除了宣道士进呈与官员供献两种道路之外，康熙天子亦曾授意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向罗马教廷特使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Tournon，1668—1710）提取德里鸦噶。康熙四十五年（1706）五月，康熙天子下旨：“多罗所携得利雅噶过剩，赫世亨尔向伊求取，若少则勿取，可稍信到广东后寻得寄来。若有绰科拉亦求取。”47 赫世亨奉旨向多罗提取，多罗留住实足私用的德里鸦噶和绰科拉之后，将剩余毛重四两五钱的两小盒德里鸦噶，以及一百五十块绰科拉交给赫世亨，并本心到广州后，若寻觅到德里鸦噶，便即刻送予赫世亨。赫世亨将此情形向康熙天子奏报，康熙天子后因不老成绰科拉药性，下令不必送绰科拉前来宫廷。48

清初德里鸦噶透过宣道士进呈、官员供献以及天子向西洋宣道士提取三种道路传入宫廷，且多是以盒装、匣装、瓶装等神色送入宫中。值得一提的是宣道士在其中所饰演的扮装。不论德里鸦噶系通过何种样式传入宫廷，其前提王人为宣道士将国际的西洋药品带入中国。因此，宣道士在康熙年间中外医药文化交流中，饰演中间传递者的扮装，为西药传入中国的媒介。何况，由康熙天子下令纪理安等东谈主寻找配制德里鸦噶的药材给以制药的例子不错看出，西洋宣道士除了饰演中介者的扮装之外，亦参与配制西药的准备责任。

三、“德里鸦噶”的贮存

紫禁城中的御药房是清宫采办与储存药品的蹙迫机构，从属于内政府，位于乾清宫东庑，看重替内病院处方抓药，以及配制、烹饪并供应宫廷所需的丸散药。49关联词，康熙年间进呈天子的德里鸦噶等西药，并非贮存于御药房，而是另有其地。

《竹叶亭杂记》记录：

武英殿有露房，即殿之东稍间，盖旧贮西洋药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检此房瓶贮甚多，王人口香、豆蔻、肉桂油等类。油已成膏，匙匕取之不动。又有狗宝、鳖宝、蜘蛛宝、狮子宝、蛇牙、蛇睛等物。其蜘蛛宝黑如药丸，巨若小胡桃，其蛛当不细矣。又有曰“德力雅噶”者，形如药膏。曰“噶中得”者，制成小花果，如普洱小茶糕。监造列单，交造办处进呈，上分赐诸臣，余交造办处。旧传西洋堂归武英殿处治，故所存多西洋之药。50

由此不雅之，德里鸦噶送入宫廷后，以膏药的神色贮存在内政府武英殿的露房之中。露房位于武英殿东稍间，是受西学影响，在蒸馏法传入中国后成就的，为旧时储存西洋药物和制露之所。该房成就的真确时期省略，咫尺仅知于康熙六十一年被归并于武英殿。51露房设有库掌一员，拜唐阿六名，委署领催别称，医师四名。其职责除了储存瓶装的丁香、豆蔻、肉桂油等洋药之外，亦收贮狗宝、蛇牙等动物类药材，且需承担合药蒸露、造鼻烟与西洋胰子等事。52

探究将德里鸦噶收贮于武英殿露房的原因，由上所引《竹叶亭杂记》中“旧传西洋堂归武英殿处治，故所存多西洋之药”一句可知，为前去北京学艺之西洋东谈主提供栖止之所的西洋堂，早年从属于武英殿，是以武英殿露房存有较多德里鸦噶等类的西洋药材。又《养吉斋丛录》载：“有所谓德里雅噶，贮锡盒。”53《寒秀草堂条记》亦载： “德里雅噶，一百六斤十五两二钱，二瓷瓶、二玻璃瓶、四十三锡盒。”54清楚，德里鸦噶存于露房时，或置于瓷瓶中，或贮存玻璃瓶内，或装载于锡盒之中。

四、清宫愚弄“德里鸦噶”的案例

康熙天子越过可爱德里鸦噶，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月，胤祉等东谈主上奏，称都统索奈自入秋以来，泻肚不啻，服大夫所开之药后，病情并未好转，故已住手服药。康熙天子闻讯后，朱批：“知谈了。已命服德里鸦噶乎？”55清楚当所服药物无效时，天子即提议服用德里鸦噶。事实上，德里鸦噶在康熙朝宫廷里愚弄常常，以下试就清宫医案所见的几个实例进行分析。

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八贝勒胤禩因体魄不适唤御病院御医李德聪前去诊视。李德聪会诊后，觉得八贝勒头疼腹痛，“寒热似疟”，有红疹，脸色昏倦，脉息弦数无力，邪盛正虚，病况危机。李德聪提议用德里鸦噶来解毒化疹，并兼用西瓜津，清其烦热。56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在宫中担任要职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生病求医。大夫茹璜会诊后觉得安多之病系属“脾胃虚损之症”，以致时常恶逆，动作厥冷，大便溏泻，不想饮食，六脉虚细。由于病情关键，茹璜“讨用”德里鸦噶，并兼用理中汤医治。57康熙四十九年（1710） 五月，内阁大学士张玉书病，康熙天子降旨御病院御医大方脉大夫刘声芳前去诊治。刘声芳会诊张玉书之病为“干冷气滞伤脾之症”，症状为中脘胀满，按之微痛，动作浮肿，恶心懒食，大便微溏，六脉弦数。由于先前服用德里鸦噶与渗湿和中汤之后，中脘胀痛的情况已逐步贬低，亦已住手便溏。因此，刘声芳提议仍连续用德里鸦噶兼渗湿和中汤颐养。58同庚六月，理藩院右侍郎荐良病，李德聪校服前去看视，以为荐良之病系“脾肺虚寒喘胀之症”，以致气喘自汗，胸胁胀满，难以横卧，面庞动作浮肿，大便装假，六脉绝至不现，病情关键，恐一时虚脱。因此，提议服用德里鸦噶，兼加减实脾饮保养。59上述四个案例有一共通景色，意即使用德里鸦噶治病时，并非单独使用，而是兼用西瓜津、理中汤、渗湿和中汤以及加减实脾饮等中药方，变成中、西药并用的景色。

诚然清宫医案中载有诸多使用德里鸦噶医病的实例，但亦有因药效欠安而鼎新药方或住手服用的个案。例如而言，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镶黄旗二等侍卫井四勒因病求医颐养，御病院大方脉大夫金廷诏前去医治。金廷诏看视之后，觉得井四勒之病，原为“伤寒发黄之症”，但发病后经七日才求医调整，已耽延多日，毒势甚盛，以致“癍疹不透，吐逆泄泻，作渴谵语”，病情关键。第一次调整时，大夫用汤药救治，但“恐力渺小”，故向天子“讨用”德里鸦噶二付救治。井四勒服用之后，惟一癍疹渐透，但诸多症状仍未改善，吐逆泄泻甚频。第二次调整时，由于先前症状未有昭着改善，大夫因此鼎新药方，将德里鸦噶二付兼用加减菌陈五苓汤，但依旧无效，“发黄甚盛，鼻口出血，衄血虽为红，汗恐上厥下竭”。职是之故，第三次调整时，便将德里鸦噶二付改兼用加减菌陈退黄汤让井四勒服用，惟仍然无效。60

再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保寿阿哥体魄不适，康熙天子下令刘声芳等东谈主诊视。刘声芳会诊后，觉得保寿阿哥的病症为“脾胃苍老吐逆，胸肋腹痛之症”，导致“头迷身软，懒吃饮食”，“夜间轻浮，动作疲钝”。把柄刘声芳的奏折，先前大夫王培、李颖滋已用过德里鸦噶与如勒白白尔拉都两味西药，尽管保寿阿哥服用之后，住手吐逆，且头迷身软的情形亦有若干改善；但腹肋偶然仍痛，且饮食懒少，脾胃尚虚。因此，提议停用德里鸦噶，改以如勒白白尔拉都兼和胃理脾汤颐养。61更换药方之后，刘声芳等东谈主于同庚七月再次上奏，称保寿阿哥“胸肋腹痛全止，轻浮已好，饮食隽永，精神起居比前俱好”；惟脾胃元气仍不及，是以提议清早服用六味地黄丸，晚间服用训导健脾丸，培养保养。62由侍卫井四勒与保寿阿哥的案例可看出御医亦会把柄患者病情，或单独使用德里鸦噶、如勒白白尔拉都两味西药，或将德里鸦噶、如勒白白尔拉都等西药，兼用和胃理脾汤、加减菌陈五苓汤、加减菌陈退黄汤等中药，遴选中西两种药物并用的药方。

此外，尚有服用德里鸦噶，但因延误就医，药效无法施展而物化的案例。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广储司员外郎华色长痛痈，大夫孙志定、马谦等东谈主诊视其病后，告称华色生疮六、七日后才求医，疮恶变大至六余寸。由于病况严重，是以孙志定等东谈主“讨用”德里鸦噶，并贴敷巴西里冈，勤苦救治。关联词，华色终究因延误就医，致使德里鸦噶药效无法施展，于六日之后一火故。63

综不雅上述医案，起先，就患者的病症而言，大部分都是在病况危机、病情关键或其他药物无效的情形下服用德里鸦噶。其病症包括： 疟疾、脾胃虚损之症、干冷气滞伤脾之症、脾肺虚寒喘胀之症、胸肋腹痛之症、伤寒发黄之症、痛痈。其次，就德里鸦噶的药效来说，历代本草书与方书将该药的同音异译——底野迦形塑成“主百病”的全能妙药。关联词，由井四勒、保寿阿哥以及华色的病案可知，此药在清代已不再是全能妙药，常出现因药效欠安而鼎新药方或住手服用的景色；且亦曾出现因延误就医，导治药效无法施展而物化的案例。再次，就德里鸦噶与中药之间的关系而论，西洋医药传入中国，首当其冲便会碰到与中药的关系问题。两者在愚弄上，究竟是壁垒森严依然配合使用？从上述案例可知，大夫时时会依据患者病情与药效，偶然单独使用德里鸦噶，偶然而将德里鸦噶配合西瓜津、理中汤、渗湿和中汤、加减实脾饮、加减菌陈五苓汤以及加减菌陈退黄汤等中药方沿途使用。除此之外，就总揽者在西药愚弄上所饰演的扮装来看，一般清宫药品大多贮存于内政府御药房，御病院医官诊脉并开方奏未来子之后，由御药房按方从御病院生药库，以及内政府掌仪司、都虞司、奉宸苑、饭房、武英殿、广储司、庆丰司与掌关防处治内管领事务处等机构取药，并加以修合、加工和烹饪。取药时，平日不须罕见向天子申讨。64关联词，西药的情况则较为颠倒。在清代奏折中，常可见御医向总揽者“讨用”某种西药的情形。65此种用词侧面反应出经由多样道路送至宫中的西洋药物系属稀珍之物，且价钱腾贵，大多仅供天子使用。66以德里鸦噶在宫廷愚弄的情形而言，由安多、井四勒以及华色等东谈主的案例可知，德里鸦噶掌持在康熙天子手中，他持有德里鸦噶的分拨权，一般东谈主无法使用。惟一贝勒、阿哥等宗室和都统、侍卫、广储司员外郎、内阁大学士与礼藩院侍郎等天子心腹大臣，以及在宫中担任要职的耶稣会教士，在病情严重时，才由御医向康熙天子“讨用”德里鸦噶，而不可自行至武英殿露房取用。

康熙年间，为数繁密的宣道士来到中国，将西洋医学带入宫廷之中，故宫廷可说是十七世纪中国与西方医学交往最为密切之地。德里鸦噶之是以能在宫廷凡俗被用于调整疾病，康熙天子饰演蹙迫扮装。恰是康熙天子对西方医学与医药遴选酌盈注虚的作风，使德里鸦噶得以在宫廷中马上传播，对清代宫廷医疗产生一定进度的影响。但在康熙朝的民间医书中，并未发现宣道士将德里鸦噶由国际携往中国民间的记录。清楚清初早期的中外医药文化交流，似乎仅限于表层社会，并未扩及民间。

本文仅筹商康熙年间宫廷中的德里鸦噶，但自此以后，德里鸦噶是否仍然连续被愚弄于医疗？其次，以辞源学的角度看，底野迦与德里雅噶似乎是合并种药。但若以身分及所治症状来说，两者都有不小的互异。这是否与中国除外的世界对于“theriac”的身分和用法在一千年之间已有诸多变异磋议？亦或是底野迦与德里雅噶为调换药方之说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些好像是不错连续跟踪的问题。再次，把柄耶稣会士的书信，康熙天子晚年对可作为烟土复方药剂的德里鸦噶颇感兴味。关联词，德里鸦噶与烟土的关系究竟为何？ 既然德里鸦噶可作为烟土复方药剂，药效相似，且无毒，那么，其与烟土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竞合关系？此亦值得进一步探究。除此之外，德里鸦噶在清宫的愚弄，其背后所反应的是中、西药之间的互相碰撞与交流。将此放在历史大端倪下来看，清初碰巧西洋医学盛行于宫廷之际，在此情况下，满洲传统的萨满医病、汉医学与西洋医学之间互相竞争或参合的情形，好像亦是值得深切磋议的议题。透过近似问题的筹商，或可愈加深化清代宫廷医疗史的磋议。

（笔者老成到“德理鸦噶”一药，系受北京大学番邦语学院南亚学系陈明莳植启发，特此感谢。）

 

注目：

1 《清圣祖实录》卷120，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丑。

2、对于康熙天子的养生之谈过火医学学问的筹商，详见张莉、刘武、燃藜：《帝王养生术》，中央民族大学出书社，1994 年；李春生：《康熙的健身术》，陈可冀主编：《清代宫廷医话》，东谈主民卫生出书社，2012 年，第55—58 页；庄吉发：《纯嘏天錫———康熙天子谈养生之谈》，庄吉发：《清史拾获》，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22—35 页；庄吉发：《清宫秘方》，庄吉发：《清史拾获》，第189—195 页。

3、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年，第196 页。

4、樊国梁：《燕京开教略》，陈方中主编：《中国上帝教史册汇编》，辅仁大学出书社，2003年，第372 页。金鸡纳，别名金鸡勒，满文读如gingina，系Cinchona 的满文音写。金鸡纳药味苦，药性寒，可抗疟退热，解酲醒脾，用于调整疟疾，外感高热与醉酒。另外，金鸡纳树可提真金不怕火出奎宁。奎宁能排斥多样疟原虫的裂殖体，隔断疟疾发作，但无法谨防良性虐的复发，亦不可阻绝多样疟疾的传染源。详见李经纬主编：《中医大辞典》，东谈主民卫生出书社，2004 年，金鸡纳条、金鸡勒条，第1060 页。

5、对于西洋东谈主体剖解学在清宫的传播，康熙天子曾下令耶稣会士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 将皮里（ Pierre Kamina） 所著之法文《东谈主体剖解学图谱》（ Atlas D’anatomie Humaine ） 一书，译为满文《钦定格体全录》（ dergici toktobuha ge ti ciowan lu bithe dergi yohi） 。不外，须罕见老成的是，此时传入的剖解学，与十九世纪传入中国者，收支甚大。十九世纪畴昔传入中国的西洋剖解学，仍然不脱盖伦的医学传统，对中国医学的影响不大；十九世纪以降传入中国的剖解学，则深受近代科学影响，对传统中医产生不小冲击。干系磋议，详见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上海东谈主民出书社，2012 年第3、4 卷，第56—121 页；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435—460 页；祝平一：《体魄、灵魂与上帝———明末清初西学中的东谈主体生理学问》，《新史学》1996 年第2 期；郭文采：《〈欧好意思东谈主身说概〉初探———以毕拱辰与其成书为中心》，龙村倪、叶鸿洒主编：《第四届科学史议论会汇刊》，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1996 年，第85—106 页；钟鸣旦：《昂布鲁瓦兹·帕雷〈剖解学〉之中译本》，《当然科学史磋议》2002 年第3 期；牛亚华：《〈东谈主身概说〉与〈东谈主身图说〉磋议》，《当然科学史磋议》2006 年第1 期。

6、陈可冀主编：《中国宫廷医学（ 下卷） 》，中国后生出书社，2003 年，第609 页。

7、咫尺对于清代德里鸦噶的筹商为数未几，干系专论仅见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所著“ Antoine Thomas，SI as a《Patient》of the Kangxi Emperor （ r．1662—1722） : A Case Study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riac at the Imperial Court”一文，见Asclepio: Revista de Historia de la Medicina y de la Ciencia，vol． LXIV，no 1，enero-junio，2012，pp．213—250．惟该文是以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 Antoine Thomas，1644—1709） 之死为一个案的探讨，并未深切筹商德里鸦噶药。

8、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大学出书社，2013 年，第407 页。

9、D．Parojcic，D．Stupar ＆M．Mirica，“La thériac: médicament et antidote，”Acta Internationales Historiae Medicinae，Vol．9，no．1，2003，pp．28—32．转引自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第407 页。

10、［法］白晋等撰：《西洋药书》，海南出书社，2000 年，第37a—38b 页。

11、渡辺純成：《満洲語医学書『格体全録』について》，《満族史磋议》第4 号，2005 年。

12、关雪玲：《清宫医药开头考索》，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4 期；Beatriz Puente －Ballesteros，“Antoine Thomas，SI as a《Patient》of the Kangxi Emperor （ r． 1662—1722） : A Case Study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riac at the Imperial Court，”p．243．

13、［朝鲜］金礼蒙辑：《医方类聚》卷4 《五藏门一·五脏论》，东谈主民卫生出书社，1981 年，第83 页。

14、［朝鲜］金礼蒙辑： 《医方类聚》卷65《眼门二·龙树菩萨眼论》，第27 页。

15、苏敬：《新修本草》卷15《兽禽部》，安徽科学时期出书社，1981 年，第372 页。

16、刘昫：《旧唐书》卷198 《西戎传》，中华书局，2000 年，第5315 页。

17、王溥：《唐会要》卷99 《拂菻国》，世界书局，1960 年，第1779 页。

18、详见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国关系磋议》，中华书局，2012 年。

19、除了中国之外，底野迦亦传至阿拉伯世界。第一剂驰名的底野迦药方是公元前一生纪黑海南岸本都（ Pontus） 的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 Mithridates VI） 和御医克拉斯特（ Karteuas） 所创制。米特拉达梯是一位暴君，竟日惊怖被东谈主破坏，故对毒物学产生很大的兴味。他在奴婢的体魄上进行探员，配制出一种解毒药，名为Antidotum Mithridatium，即Mithridates 解毒剂。此外，罗马帝国东部（ 今叙利亚地区） 的景教僧东谈主亦使用底野迦。趣味的是底野迦的阿拉伯语为diryāq，变体写法为tiryāq，两者王人源于希腊语，系以叙利亚语的词形作为中间媒介。因此，底野迦很有可能系透过明慧叙利亚语的景教僧医传到阿拉伯世界的。至十二世纪，阿拉伯世界以致出现一册附带插图，且托名盖伦（ Galen of Pergamon） 的《底野迦书》（ Kitāb  Al-Diryāq / Book of Theriac） 。该书收录多种底野迦方，且每条方剂下王人收录该方的来历，记录详备。详见J． P． Griffin，“Famous Names in Toxicology———Mithridatus VI of Pontus，the First ExperimentalToxicologist，”Advers Ｒeactions Toxicol Ｒev，Vol． 14，1995，pp． 1—16； Guido Majno，The Healing Hand: Manand Wound in the Ancient World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p． 413—417； 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第412—415 页

20、郑金生：《药林外史》，东大文籍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第166 页。

21、寇宗奭：《图经衍义本草》，张宇初等编纂：《正宗谈藏》第29 册卷27《兽部上品·底野迦》，新文丰出书公司，1985 年，第630 页。

22、苏颂等编纂：《本草图经》，“牛黄”，福建科学时期出书社，1988 年，第385 页。

23、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 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 ，205；［明］佚名：《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上海词典出书社，2005 年。

24、《御制本草品汇精要》，九囿岛出书社，2002 年，第605 页。

25、朱橚等编：《普济方》卷426《本草药性异名门》，东谈主民卫生出书社，1959 年，第545 页。

26、详见李经纬主编：《中医大辞典》，第268 页；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 《百病主治药》，东谈主民卫生出书社，1975 年，第212 页、第149—150 页。

27、［意］艾儒略：《职方外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4 册卷1《如德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b—15a 页。另外，如德亚国为现今巴勒斯坦的朱迪亚（ Judea） 地区。

28、王纪潮：《底也迦考——含烟土合方始传中国的问题》，《当然科学史磋议》2006 年第2 期。

29、对于《西洋药书》的先容，详见李欢：《清宫旧藏满文〈西洋药书〉》，《紫禁城》1999 年第4 期；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磋议》，文物出书社，2010 年，第69 页；蔡名哲：《〈西洋药书〉〈袪毒药油〉译注》，《中国边政》2011 年第187 期；庄吉发：《互动与对话———从康熙年间的满文史料探讨中西文化交流》，庄吉发：《清史论集（ 二十二） 》，文史哲出书社，2012 年，第68—84 页； Marta E． Hanson，“The Significance of Manchu Medical Source in the Qing，”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 Studies in Manchu Literature and History，ed． Stephen Wadley （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2006） ，p．146；渡辺純成：《満洲語西洋薬品マニュアル『西洋薬書』について》，《日本医史学雑誌》2012 年第2 期。

30、［法］白晋等撰: 《西洋药书》，第37a—38b页。

31、Guido Majno，The Healing Hand: Man and Wound in the Ancient World，pp．413—417．

32、详见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磋议》，第35—42 页。

33、关雪玲：《康熙时期西洋医学在清宫中传播问题的再检会》，《故宫学术季刊》2012 年第1 期。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中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江西巡抚郎廷极奏进西洋物件折》，档案出书社，1985年，第2册，第385—386 页。

35、格尔默斯又写稿格而墨斯、格尔莫斯、格尔墨斯，是专治心跳错愕之药。

36、圣保禄学院是上帝教耶稣会于1594 年在澳门创立的一所高级学院，座落在上帝之母堂（现大三巴牌楼） 与大炮台之间，其办学经费主要由葡商提供复旧。学院内设有药房和诊所，此对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内地颇具孝顺。对于圣保禄学院的磋议，详见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磋议》，中华书局，2006 年。

37、阿拉忒尔为“arrástel”的音译，为古分量单元，合459克。

38、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114—115页。

39、［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中国回忆录》（Ⅱ），郑德弟译，大象出书社，2001 年，第311—312 页。

40、咫尺笔者所见最早对于清宫制作德里鸦噶的干系史料为雍正四年（ 1726） 内政府造办处档案。该则史料载：雍正四年二月初四日，阉东谈主杜寿持多种西洋物品，让耶稣会士巴多明与西洋医师罗怀忠认看，两东谈主认出这些物品中含有：德里鸦噶、各斯多多尔者、撒尔味亚、阿玛撒嘎伯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政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 册，雍正四年二月初四日《杂活作》，东谈主民出书社，2005年，第706页。） 关雪玲觉得各斯多多尔者与撒尔味亚是配制德里鸦噶的原料，阿玛撒嘎伯尼则是一种树脂，亦用于配制德里鸦噶，故可现实清宫曾制作德里鸦噶。详见关雪玲：《清宫医药开头考索》，第24—25 页。

41、王焘：《外台机密》卷40 《虫兽伤触东谈主及牲畜疾三十二门·青蝰蛇螫方》，中国医药磋议所，1965 年，第1121页。

42、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3《蛇类·黄颔蛇》，第2409 页。

43、王原祁等纂修：《万寿盛典初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4册卷59，第83—84 页。其中，巴尔撒木油别名拨尔撒摩、巴尔萨吗、巴尔沙摩、巴尔酥麻、水安息香，是由勃参树的油脂提真金不怕火而成。该药主治刀伤，故清廷时常将巴尔撒木油作为队伍中的疗伤药物使用。古巴依巴油别名古巴依瓦油、葛巴依瓦油、哥巴伊呱油、葛巴衣巴油、各巴衣巴油、郭巴益巴油，亦主治刀伤。详见何新华：《清代贡物轨制磋议》，社会科学文件出书社，2012 年，第437—438页。

44、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磋议》，第38、41页。

45、故宫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代广东贡品》，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7 年，第10—11页。另外，引文中“得利哑咖”为德里鸦噶的同音异译。

46、萧奭：《永宪录》卷1，中华书局，1997 年，第18 页。

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奏报向洋东谈主提取西洋药折》，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1996 年，第418 页。另外，引文中“得利雅噶”为德里鸦噶的同音异译； “绰科拉”则由满文cokola音译而来，揣度为药名或巧克力的音译。

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奏报向洋东谈主提取西洋药折》，第418 页。

49、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磋议》，第29—30页。

50、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1，中华书局，1982 年，第21页。

51、关雪玲：《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第22页。

52、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99 《内政府·竹素碑刻》，启文出书社，1963 年，第928 页。

53、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24，北京古籍出书社，1983 年，第259页。

54、姚衡：《寒秀草堂条记》卷3 《宾退杂识》，新文丰出书社，1984年，第61页。另外， 《养吉斋丛录》与《寒秀草堂条记》中的“德里雅噶”，均为德里鸦噶的同音异译。

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胤祉等奏闻都统索奈病情折》，第817页。

5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初旬日《胤祉等奏报八阿哥病势折（附： 大夫诊治书） 》，第464—465页。

5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八年六月二旬日《李国屏进书并报洋东谈主安多病势折（附： 大夫诊治书）》，第629页。

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胤祉等奏报大学士张玉书病势折（ 附： 大夫诊治书） 》，第677—678页。

59、加减实脾饮内含：茯苓二钱、陈皮一钱、白芍酒炒一钱、白术土炒一钱、薏米炒二钱、桑皮一钱、大腹皮一钱、木瓜一钱、桂枝七分、泽泻七分、葶苈子七分以及引姜皮三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胤祉奏报患病求医东谈主员折（附二：大夫诊治书）》，第687页。

6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胤祉奏报患病求医东谈主数折（附： 大夫诊治书）》，第321 页。

61、和胃理脾汤内含：当归一钱、白芍酒炒一钱五分、白术土炒一钱五分、茯苓一钱、白豆蔻一钱、广皮一钱、半夏姜炒一钱、枇杷叶炙毛一钱、石斛一钱、千里香磨汁三分、甘草炙三分、生姜一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胤祉等奏报阴森情形并保寿阿哥病势折（附一：御医诊治书）》，第371页。

6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胤祉等奏报阴森情形并保寿阿哥病势折（附二：御医诊治书）》，第371 页。

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胤祉等奏报患病求医东谈主员折》，第677 页。

64、任锡庚：《御病院志》，《续修四库全书》第1030 册《制药》，上海古籍出书社，1995 年，第12a—12b 页；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政府则例两种·钦定总管内政府现行则例》第4 册《御药房·行取合药需用各项》，海南出书社，2000年，第394页。

65、如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多罗信郡王鄂扎下痢紫红血水，御医盘考“讨用”西药西白噶瓜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胤祉等奏阴森情形并报求医东谈主员折（附：大夫诊治书）》，第430—431 页。）此种案例高贵，不一一列出。

66、陈可冀主编：《中国宫廷医学（下卷）》，第610页。

 

参考文件：

［1 ］［法］白晋等撰：《西洋药书》，海口：海南出书社，2000年。

［2 ］［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郑德弟译，郑州：大象出书社，2001年。

［3 ］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年。

［4 ］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东谈主民卫生出书社，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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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政府则例两种·钦定总管内政府现行则例》，海口：海南出书社，2000年。

［6 ］关雪玲：《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北京： 紫禁城出书社，2010年。

［7 ］关雪玲：《康熙时期西洋医学在清宫中传播问题的再检会》，《故宫学术季刊》2012年第1 期。

［8 ］关雪玲：《清宫医药开头考索》，《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4期。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中文朱批奏折汇编》，北京：档案出书社，1985年。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1996 年。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政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东谈主民出书社，2005年。

［12］庄吉发：《互动与对话——从康熙年间的满文史料探讨中西文化交流》，庄吉发：《清史论集（ 二十二）》，台北：文史哲出书社，2012 年，第5—99 页。

［13］陈可冀主编：《中国宫廷医学（ 下卷） 》，北京：中国后生出书社，2003年。

［14］蔡名哲：《〈西洋药书·袪毒药油〉译注》，《中国边政》2011 年第187期。

［15］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6］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北京古籍出书社，1983年。

［17］王原祁等纂修：《万寿盛典初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8］王纪潮：《底也迦考——含烟土合方始传中国的问题》，《当然科学史磋议》2006年第2期。

［19］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磋议》，北京：文物出书社，2010年。

［20］《清圣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1］Hanson，Marta E．．“The Significance of Manchu Medical Source in the Qing，”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 Studies in Manchu Literature and History，ed．Stephen Wadley （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2006） ，p．146．

［22］J．P．Griffin．“Famous Names in Toxicology——Mithridatus VI of Pontus，the First Experimental Toxicologist，”Advers Ｒeactions Toxicol Ｒev，Vol．14，1995，pp．1—16．

［23］Puente-Ballesteros，Beatriz．“Antoine Thomas，SI as a《Patient》of the Kangxi Emperor （ r．1662—1722） : A Case Study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riac at the Imperial Court，”Asclepio: Revista de Historia de la Medicina y de la Ciencia，vol．LXIV，no 1，enero-junio，2012，PP． 213—250．

［24］渡辺純成：《満洲語西洋薬品マニュアル『西洋薬書』について》，《日本医史学雑誌》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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